两会专题：杨凌一体两翼模式把农技成果送到地头儿
发布日期：2012-03-14 作者： 来源：新华网 阅读次数：
杨凌示范区作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拥有雄厚的农业科研实力。但长期存在的产学研分离、科技成果与农业发展“两张皮”现象，也成为制约杨凌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近年来，杨凌示范区逐步探索出一条“在政府主导下，以农业大学为依托，以地方主导产业开发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院系学科项目带头人为领军和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破解产学研对接难困局，取得一定成效。
“一体两翼”推广模式 破解体制难题
我国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对农业科技推广的负面效应愈发明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光强表示，在现行的农科推广体系中，农业推广服务部门没有技术，而有技术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却没有推广任务，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校和服务的对象农民是脱节的。
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提条件是存在潜在的市场需求，然而，由于当前农技推广是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农技推广，行政干预较强，市场导向性差，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缺乏成果转化时效性观念。
此外，现行农科推广体系多头管理、条块分割，行政干预较多，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国家出钱，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进行研究与开发，农业企业、社会、农民无偿或低偿使用和受益的模式长期存在，使得投资渠道单一、总量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在机构改革中，大幅度削减推广事业经费，造成相当一部分农技推广组织出现“线断、网破、人散”的局面，缺乏稳定和高素质的农科推广队伍。
针对这些情况，杨凌示范区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依托，在区域产业中心地带建立永久性的农业试验示范站和相应的示范基地，使其成为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显示器、产学研结合的实验场、服务区域产业的推广中心。逐步形成了以农业试验示范站为主体，以农业科技培训和信息咨询服务网络为支撑的“一体两翼”科技推广模式，打通了科研、推广和应用之间的通道，促进大学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
在该模式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市场导向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相关政策，提供资金保障和建站用地。而农业大学则主要发挥科教资源优势，提供专家和技术，建立示范基地，开展科技培训，进行科技咨询与服务。同时，加强与基层农技部门合作，扶持龙头企业，培养农民协会。
截至目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先后建立起白水苹果、清涧红枣、眉县猕猴桃、西乡茶叶、山阳核桃板栗、合阳葡萄、阎良甜瓜、阎良蔬菜、安康水产等9个试验示范站，形成了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集成平台和快捷通道。
科技成果不再“躺在实验室” 而是“写在大地上”
在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的甜瓜示范站，记者见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的设施栽培专家常宗堂，这已经是他在示范站工作的第七个年头。上午在示范站里的日光温室里开展科研活动，培育新品种、试验新技术，下午去农民的瓜棚里推广传授种瓜技术，回答疑难问题，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已经成为他的日常工作。把示范站建在农民身边，在推广过程中，边试验边应用，“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把科研和生产真正结合起来了”，常宗堂说。
一些从示范站中受惠的农民表示，他们很渴望科学技术，但以前不知道去哪里学、该找谁学。如今，专家就在自己家门口，打个电话就来，和自己也是朋友，没有教授的架子。很多新品种、新技术都是专家在示范站里试验好了才向农民推广，让农民少走了很多弯路。“技术都是从专家手里学到的”。甜瓜种植示范户冯朝阳对记者说。
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仅仅是试验示范站的功能之一。按照“建在产区、长期坚持、国内一流”原则建立起的永久性的农业试验示范站和农村科技示范基地，集试验研究、示范推广、实习实践和信息监测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大学科教人员的“露天实验室”、建在农民家门口“示范田”、人才培养的“野外实践基地”、农业信息的“采集源和辐射源”。
以示范站为依托，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村基层干部、基层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和农民进行先进实用技术、管理知识和经营技能的培训，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保证，是杨凌农科推广新模式的典型做法之一。同时，通过开发农科服务网站、远程视频系统、电视科教节目、手机短信等方式，建设综合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信息支持。
据统计，2005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各试验示范站(基地)累计引进和示范推广农林牧新品种、农业先进实用技术220多项，建立各类示范样板180多个、总面积15000多亩，指导建立科技示范户2400多户。开设不同层次的培训班90多期，先后为各地培训培训基层农技骨干1500余人，培训农民技术员28000多人次，培训农民30多万人次。不仅加速了学校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而且带动了当地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
推广模式进一步发展仍需多方支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岗位设置中单列“推广类别”，在试验示范站设立有岗位编制，人员面向全校公开招聘。在职称晋升中单列“推广系列”，设立“推广教授”岗位。在“人才强校”战略中专设“推广专家”支持计划，通过设立专项经费、推广津贴等，鼓励推广专家扎根基层，服务农民。
然而，目前杨凌推行的新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困难。张光强说，《高等教育法》赋予高校的责任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但在社会服务方面，并没有在法律和制度上做出明确要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做农业科技推广，更多是出于完成国家赋予杨凌示范区“示范”使命自发而为。教育部门对高校的考核，并没有对农业大学与其他大学做出区别，没有体现出对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倾斜和照顾。
目前在科教人员中，“重教学、重科研，轻推广”的思想仍然普遍存在。一些推广示范站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流露出“被流放”“低人一等”的无奈之感。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机制保证，推广队伍规模逐年萎缩，老人稳不住，新人进不来，出现“青黄不接”局面。试验站建设地点远离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较大，独立运行费用较高。不少推广示范站缺少精密实验设备，致使研究人员无法进行学科前沿的精密实验，办公条件也相对简陋。不少推广人员戏言自己科研能力日趋弱化，成了“万金油”。
张光强表示，农业科技推广是一项公益事业，产生的是巨大的社会效益，政府投入应当成为推广经费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都将农业推广作为公益事业，主要由政府提供推广经费。因此，建立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不但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科技项目的持续支持，更需要政府为大学提供经常性的推广运行经费。他建议，国家应当设立专项资金，以学校建立的试验示范站为平台，整合地方农业科技推广力量，共同为中国现代农业和区域产业发展服务。
“一体两翼”推广模式 破解体制难题
我国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对农业科技推广的负面效应愈发明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光强表示，在现行的农科推广体系中，农业推广服务部门没有技术，而有技术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却没有推广任务，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校和服务的对象农民是脱节的。
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提条件是存在潜在的市场需求，然而，由于当前农技推广是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农技推广，行政干预较强，市场导向性差，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缺乏成果转化时效性观念。
此外，现行农科推广体系多头管理、条块分割，行政干预较多，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国家出钱，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进行研究与开发，农业企业、社会、农民无偿或低偿使用和受益的模式长期存在，使得投资渠道单一、总量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在机构改革中，大幅度削减推广事业经费，造成相当一部分农技推广组织出现“线断、网破、人散”的局面，缺乏稳定和高素质的农科推广队伍。
针对这些情况，杨凌示范区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依托，在区域产业中心地带建立永久性的农业试验示范站和相应的示范基地，使其成为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显示器、产学研结合的实验场、服务区域产业的推广中心。逐步形成了以农业试验示范站为主体，以农业科技培训和信息咨询服务网络为支撑的“一体两翼”科技推广模式，打通了科研、推广和应用之间的通道，促进大学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
在该模式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市场导向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相关政策，提供资金保障和建站用地。而农业大学则主要发挥科教资源优势，提供专家和技术，建立示范基地，开展科技培训，进行科技咨询与服务。同时，加强与基层农技部门合作，扶持龙头企业，培养农民协会。
截至目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先后建立起白水苹果、清涧红枣、眉县猕猴桃、西乡茶叶、山阳核桃板栗、合阳葡萄、阎良甜瓜、阎良蔬菜、安康水产等9个试验示范站，形成了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集成平台和快捷通道。
科技成果不再“躺在实验室” 而是“写在大地上”
在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的甜瓜示范站，记者见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的设施栽培专家常宗堂，这已经是他在示范站工作的第七个年头。上午在示范站里的日光温室里开展科研活动，培育新品种、试验新技术，下午去农民的瓜棚里推广传授种瓜技术，回答疑难问题，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已经成为他的日常工作。把示范站建在农民身边，在推广过程中，边试验边应用，“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把科研和生产真正结合起来了”，常宗堂说。
一些从示范站中受惠的农民表示，他们很渴望科学技术，但以前不知道去哪里学、该找谁学。如今，专家就在自己家门口，打个电话就来，和自己也是朋友，没有教授的架子。很多新品种、新技术都是专家在示范站里试验好了才向农民推广，让农民少走了很多弯路。“技术都是从专家手里学到的”。甜瓜种植示范户冯朝阳对记者说。
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仅仅是试验示范站的功能之一。按照“建在产区、长期坚持、国内一流”原则建立起的永久性的农业试验示范站和农村科技示范基地，集试验研究、示范推广、实习实践和信息监测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大学科教人员的“露天实验室”、建在农民家门口“示范田”、人才培养的“野外实践基地”、农业信息的“采集源和辐射源”。
以示范站为依托，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村基层干部、基层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和农民进行先进实用技术、管理知识和经营技能的培训，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保证，是杨凌农科推广新模式的典型做法之一。同时，通过开发农科服务网站、远程视频系统、电视科教节目、手机短信等方式，建设综合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信息支持。
据统计，2005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各试验示范站(基地)累计引进和示范推广农林牧新品种、农业先进实用技术220多项，建立各类示范样板180多个、总面积15000多亩，指导建立科技示范户2400多户。开设不同层次的培训班90多期，先后为各地培训培训基层农技骨干1500余人，培训农民技术员28000多人次，培训农民30多万人次。不仅加速了学校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而且带动了当地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
推广模式进一步发展仍需多方支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岗位设置中单列“推广类别”，在试验示范站设立有岗位编制，人员面向全校公开招聘。在职称晋升中单列“推广系列”，设立“推广教授”岗位。在“人才强校”战略中专设“推广专家”支持计划，通过设立专项经费、推广津贴等，鼓励推广专家扎根基层，服务农民。
然而，目前杨凌推行的新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困难。张光强说，《高等教育法》赋予高校的责任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但在社会服务方面，并没有在法律和制度上做出明确要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做农业科技推广，更多是出于完成国家赋予杨凌示范区“示范”使命自发而为。教育部门对高校的考核，并没有对农业大学与其他大学做出区别，没有体现出对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倾斜和照顾。
目前在科教人员中，“重教学、重科研，轻推广”的思想仍然普遍存在。一些推广示范站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流露出“被流放”“低人一等”的无奈之感。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机制保证，推广队伍规模逐年萎缩，老人稳不住，新人进不来，出现“青黄不接”局面。试验站建设地点远离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较大，独立运行费用较高。不少推广示范站缺少精密实验设备，致使研究人员无法进行学科前沿的精密实验，办公条件也相对简陋。不少推广人员戏言自己科研能力日趋弱化，成了“万金油”。
张光强表示，农业科技推广是一项公益事业，产生的是巨大的社会效益，政府投入应当成为推广经费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都将农业推广作为公益事业，主要由政府提供推广经费。因此，建立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不但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科技项目的持续支持，更需要政府为大学提供经常性的推广运行经费。他建议，国家应当设立专项资金，以学校建立的试验示范站为平台，整合地方农业科技推广力量，共同为中国现代农业和区域产业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