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黄土地的“洋”博士——记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郭康权教授

　　一身朴素的穿着，一脸朴实的神情，一串平静的谈吐，一口浓浓的关中腔——在他的身上，你会明显地感受到父辈烙下的纯朴、踏实、坚毅的关中农民的印记。然而，也许你一定不会想到，他竟是一位在樱花之国留学六年的“洋博士”，一个在我国刚刚起步的植物材料压缩成型及农业废弃植物综合利用领域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青年专家。他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机电学院教授郭康权。
一

　　1977年，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郭康权带着兴奋、带着憧憬踏进了西北农学院的大门。在这所他热爱的大学里，郭康权如久旱的禾苗遇上了甘露，他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海洋的营养。火热的大学生活激发了他的豪情，知识的甘露滋润着他的心泉，头脑也仿佛家乡黄土地上的一束麦穗，因吸收了丰富的营养而日渐饱满起来。

　　1981年，郭康权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北农学院农机系农业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同年，他有幸考取了“文革”后国家教委组织的首批公派攻读博士学位出国预备研究生，1982年10月飞往日本，在筑波大学先后师从著名专家江崎春雄教授和吉崎繁教授，从事农林植物废料压缩成型的研究工作。

　　作为一个世代务农的关中农民的后代，郭康权深知自己留学机会来之不易。为了充分利用这难得的机会，除了吃饭睡觉外，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连星期天和寒暑假也不例外。为了获取准确的试验数据，一个材料他往往要测几百次甚至上千次。有时在材料试验机前一站就是一整天，机器发出的噪音震得耳膜发疼，实在受不了时，就到实验室外逗留片刻，又回到机器前继续测定。后来，光他处理的试验数据记录叠起来就足有一米多高。

　　这种拼命苦干的精神也深深感动了他的导师。江崎春雄教授后来在郭康权回国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推荐书中感动地写道：“郭康权在我的研究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我很佩服他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他用了两年的时间，便以优异的论文答辩成绩获取了硕士学位；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他赴日的第五个年头，便以最高的学位论文成绩，戴上了博士帽；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他留学期间在植物性材料压缩成型机理及理论基础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日5年共发表论文17篇。

　　1988年，圆满完成了学业的郭康权又面临着新的选择：作为一个能源进口大国的日本非常重视发展农林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那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已同他在日本居住多年，他完全有条件在这个富裕的国家谋取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郭康权心动，他还是决定按期回国。他的想法非常朴素实在：“这个国家再富，毕竟是人家的。祖国花了那么多的钱送自己出来深造，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回去，用学到的知识报效自己还不富裕的祖国！”于是，1988年6月，郭康权一家三口离开了富庶的樱花之国，飞回了他梦萦魂牵的祖国，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上。

二

　　1988年8月的一天，刚回国不久的郭康权坐在西安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望着车窗外不时掠过的景象，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大量堆积在铁道沿维护道地旁的玉米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常常被农民付之一炬，滚滚浓烟中，不少树木已变成烧焦的秃桩。这番景象深深刺激着郭康权的心。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便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自己所学，在解决祖国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这一重大问题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于是，他积极和国家教委等部门取得联系，很快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为植物材料压缩成型及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在八十年代，“洋博土”学成回国选择工作单位的余地是很大的。事实上，回国前，郭康权的导师就向北京机械化工程研究院写信推荐自己的得意门生；回国后，国家教委也提出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单位供他选择。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大西北，选择了地处关中农村的母校。

　　有人说大西北条件太差、太艰苦。他却直率地回答说：“要只是为条件优越，那我就留在日本不回来。和大城市相比，西北地区的条件是艰苦，但正因为如此，这里才更需要人才，更需要科学技术来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回国前夕，为了日后在国内顺利开展研究工作，郭康权收集了大量研究资料，有的资料整套买不起，就自己花钱复印。回国时带回的资料就有一百多公斤。然而，农林废弃物的利用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母校当时在这方面能够为他提供的条件非常有限，但郭康权并没有灰心，而是挽起袖子白手起家。没有足够的经费购置实验仪器设备，他就自己设计图纸，从废弃的机器上拆下零部件，亲自动手用锉刀挫，组装调试。就这样，一台试验设备终于在他的手下诞生了。买一台压力机当时得十多万元，可他只花了几千元就亲手做成了。正是凭着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在没有多少经费的情况下，花两年多时间，就建起了包括计算机、压力机、传感器等在内的设备基本齐全的实验室，为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创造了基础条件。

　　几年来，凭着这种艰苦创业精神，在完成各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四处奔走，积极争取课题，深入开展研究工作，短期内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回国以来，他先后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各类研究课题8项，参加了3项课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在理论方面，提出了植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的压缩特性的数学模型，给出了植物粉末在压缩成型过程中粒子变形及结合形式的理论模型，取得了多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应用研究方面，由他参加研制的秸秆燃料成型机1991年通过省级技术鉴定，并被评为国家级新产品，1994年获陕西省轻工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参加研制的玉米秸秆碎料板及模压成型内包装衬垫，1994年通过省级鉴定，填补了国内空白，并于同年在首届中国杨凌农业科技成果博览会上获“后稷金像奖”；主持研制的颗粒燃料成型机和燃烧炉，1995年通过省级鉴定，并于同年获得两项国家专利；主持开发的植物秸秆育苗容器成型技术已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这些成果均居国内领先水平，得到了农业部、国家经贸委领导及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

　　艰辛的劳动、丰硕的成果，也为他赢得了应得的荣誉。几年来，他曾先后被评为“三育人”优秀教师，农业部部属院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1991年被九三学社陕西省委授予“两个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1995年获“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光荣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9年，原西北农业大学与西北林学院及其它5所科研单位合并组建新的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0年7月，郭康权被任命为学校新组建的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并主持工作。这下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上任伊始，他紧抓学科建设，积极整合学院力量，组织申报“包装工程”、“工业设计”等新专业；配合学校的体制改革，很快完成了学院的全员上岗聘任工作；他带领大家认真研究制定学院的搬迁规划，顺利完成了学院新址的布局和建筑物的功能设计，以前就毫不停息的他更忙了，带领全院职工克服困难，不断前进，实现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动力。

　　作为陕西省政协委员，他还积极参政议政。每年在省政协会议上，他都提出四五件提案；他积极参加党派建设，担任着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委员、九三学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委员、第一社副主委等职，并当选为出席九三学社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三

　　与郭康权的打过交道的人，无不为他的踏实认真、埋头实干精神和对个人荣誉和地位从不计较、对个人成绩从不炫耀的工作作风所感动。即使在他成为“洋博士”并陆续罩上了一串串荣誉的光环之后，这种敦厚淳朴品格依然丝毫不减。

　　回国后，为完成好新开课程“粉体力学”的教学任务，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动手编译了20多万字的教材，可封面上连编者的姓名也没署。

　　带学生外出生产实习是一件非常琐碎劳神的辛苦事，可回国后不久，他便连带了两年学生实习，并坚持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使在身体受伤的情况下仍坚持不离开学生。

　　回国后好长一段时间，郭康权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里。别人一再催他找人要房子，他总是淡淡地说道：“学校现在有困难，要有了房子，一定会调剂给咱的，用不着去找。”

　　与他一同回国的妻子，到母校后长期没有正式工作，可他从未向学校提出过安排要求。直到两年之后，在组织的主动过问下，妻子的工作问题才得以解决。

　　对工作、事业执着一念，而对个人名利、地位如此宁静淡泊。在他看来，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这也许是郭康权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

　　面对以往的成绩和荣誉，坐在面前的郭康权依然是那么沉稳，没有丝毫的陶醉，提到自己的事业，他总有一种紧迫感：“我国在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领域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这方面取得的许多成果还没有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这与我们这个农业废弃物多而能源又十分短缺的国家的国情极不相称。这样的现实，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肩上担子的分量。”

　　作为一个从黄土地走出来的青年专家，郭康权决心永远扎根这块生他养他的热土上，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不断浇注出一串串新硕果，为解决我国的能源和环境问题不断做出自己的新贡献。